战士自有战士性格

“诗言志”，由“言志”而作诗，而作杂文，这大约是许多诗人擅写杂文的一个原因。我们现在看到的《郭小川全集》杂文卷就是这样把我们带到一个诗人、一个战士的情怀里。

郭小川的杂文发表于1948年至1960年期间，编者没有回避那些政治风云而濡染和夹裹的笔墨，较为客观地收选了当时的作品——一些“自命”式或“遵命”式作品。这令我们想起他在团泊洼咏唱的那种“战士的性格”。诗人如果在世，想必也会如此坦然面对自己的足迹吧。“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”，这部全集正好可以为郭小川作一个“山阿”式的纪念。

郭小川一向把诗歌看作是一种“战斗的文学”，因而在运用杂文这一短兵器的时候，更没有掩卷它的战斗性。“诗人首先是战士，要纵观整个时代，眼光应敏锐，唤起人们斗争。”

郭小川杂文的这种战斗性，更多地体现在对干部工作的指导上。当一些干部不信任群众，把党和政府的政策只当做自己立身处世的法宝时，他单刀直入地指出：“我深感我们的一部分同志，还不能正确地处理政策与群众的关系，有时简直‘有点和诸葛亮相像’，把政策当作‘锦囊妙计’般，秘而不宣。”

当开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形式主义，越来越不着边际，成为一种“党八股”，困扰着许多有心多干一点儿实事的人们的时候，作者苦口婆心地呼吁道：‘八路军会多’，早已是老解放区群众的一致评语……我想我们的会议实在大可精简一番，有些必要的会议也都可以合并或缩短时间的。不过，主要还是会的开好开坏问题，亦即开会的方法问题，实际上，也就是工作方法问题，只要把会开好，也就可能开得少了。”

郭小川的杂文不独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行曲，也有剥露人的灵魂的回旋曲。当“友谊”二字在一部分人心目中还是“幼稚”和“小资产阶级意识”的混合物的时候，作者便已这样呼唤：“讲原则、讲纪律、讲规章，都是需要的，但也不能忘了讲友谊。友谊，在我们的集体中，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。”

他独到地看出：“骄傲的人是‘善于’‘吹’的。他们经常是把小本事‘吹’成大本事，把小学问‘吹’成大学问，把小成绩‘吹’成大成绩。因此，对于骄傲的人所宣扬的本事、学问或工作成绩，你要万分警惕，看破它在一定程度上的肥皂泡的虚假。对于‘吹’的人，你也要万分警惕，看破他的骄傲。骄傲的人是‘善于’‘偷’的。别人的、群众的本事和学问，他都会厚颜无耻地据为己有，本来是人民的集体的工作成绩，他可以说成是自己的。对于骄傲的人所宣扬的本事、学问或工作成绩，你要万分警惕，它很难免有‘偷’来的部分。对于‘偷’的人，你也要万分警惕，他的骄傲一定正在发展。”

这种对人的灵魂的剖解，至今读起来仍那么辛辣、深切，让人感受到那种准确而有力地将“投枪”“匕首”掷中目标的快感。

郭小川很崇尚鲁迅说过的一句话：“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，就先该敢说，敢笑，敢哭，敢怒，敢骂，敢打……”他认为，“只要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，有了这‘六敢’，不仅不是坏事，而且是大好事。”从郭小川的杂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种“六敢”的风格———尽管他和别人一样，不得不受历史的局限，他还是在“敢”字上尽了一个战士的最大的努力。